作者：潘華瓊《光明日報》（ 2021年07月12日14版）

　　撒哈拉是阿拉伯語的“沙漠”，它東起紅海，西至大西洋，北達地中海附近，南抵薩赫勒——阿拉伯語的“海岸”，面積900多萬平方公里，氣候干燥，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以致居民極少。

　　跨撒哈拉商路是指連結沙漠的南北兩端、即北非馬格里布地區與西非薩赫勒地區的貿易通道，為世界歷史上最著名的十大商路之一。

　　當位居十大商路之首的絲綢之路在14世紀因“黑死病”的暴發而終止時，跨撒哈拉商路卻迎來其黃金時期。見證之一是伊本白圖泰留下的游記，他在1351-1353年經跨撒哈拉商路遍訪了馬里帝國（約12-16世紀中葉）的首都尼亞尼和其他重要城市，是最早記錄該帝國歷史的作者。見證之二是1375年出版的地圖，由加泰羅尼亞的制圖學家、猶太人俄伯拉阿姆·克雷思克斯（1325-1387年）繪制，第6頁上有馬里國王左手持金杖、右手持金塊、頭戴金冠、坐在金凳子上，面朝正騎著駱駝到來的人。作者在旁邊留注：“這個黑人領主叫穆薩·馬里，是馬里黑人的君主。在他的國家發現的金子是如此豐富，以至于他是全世界最富貴的國王�！�

　　雖然上述繪圖與游記不完全一致，但馬里的富庶引來不少掠奪者或探險家的注意，如葡萄牙人1415年占領休達，后來還南下航行，1591年摩洛哥的朱達爾帕夏遠征廷巴克圖，都有探索黃金產地并攫取黃金的目的。

　　跨撒哈拉商路的由來與發展

　　自新石器時代起，古代西非與北非就有貿易往來，有撒哈拉巖畫中輕便馬車的軌跡為證，也有迦太基帝國的“啞市貿易”和古典作家的著述為證。但真正有規律又有規模的貿易活動離不開沙漠行舟——駱駝，“駱駝每天48公里的長途旅行能力和240公斤的運載重量……50年的實際壽命也超過了驢（30-40年）和馬(25-30年)”。

　　這種交通工具的革命，羅馬非洲早在公元1世紀就出現了，但傳到撒哈拉腹地經歷了一個緩慢的過程。阿拉伯人從7世紀中葉起將駱駝廣泛用于貿易并從中獲利。自8世紀起，大規模繁殖駱駝的成功，使摩洛哥南部的德拉河流域成為盛產駱駝的基地，這為大型駱駝商隊穿越撒哈拉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

　　中世紀的跨撒哈拉商路主要分東、西兩支：西線主要是連接加納首都昆比薩利赫與摩洛哥的西吉勒馬薩。這條商路上有重要的鹽場伊吉勒，先由西非的索寧克人、后由柏柏爾人的一支桑哈賈人控制。兩者分別創建了加納帝國（7-13世紀）和阿爾摩拉維德王朝（1049-1145年，阿拉伯語稱穆拉比特王朝），但由于后者攻占加納首都之后向北發展直至伊比利亞半島而使西線衰落。東線是從加奧出發，經塔德邁卡和塔加扎，然后穿越撒哈拉，到達地中海國家。塔加扎不僅是撒哈拉商路的十字路口，而且是重要的鹽場。

　　隨著14世紀馬里帝國和15世紀桑海帝國（15-17世紀）對塔加扎鹽場及其商路的控制而崛起，跨撒哈拉地區又發展了四條主干道，包括中路一連結的黎波里和卡奈姆-博爾努王國；中路二自突尼斯城到馬里的加奧或尼日利亞的卡諾及其他豪薩諸城；西路一自阿爾及利亞的特萊姆森、經塔加扎或陶德尼（離塔加扎鹽場150公里，16世紀取代了塔加扎）產鹽區、到廷巴克圖和杰內；西路二從摩洛哥的非斯出發到尼亞尼，后者控制著西非的黃金產區。

　　此外，這些商路通常也是穆斯林的朝圣之路，遠至麥加、近至當地的圣人居所，由此形成四通八達的運輸網。不過，由于氣候的影響和人口的流動，這些商路經常處于變動中。至于究竟有多少條商路，至今沒有精確的定論，也沒有相同的歷史地圖。這既反映了人們掌握非洲史料的難度，也反映了跨撒哈拉商路的不確定性。

　　跨撒哈拉商路上的文明交流

　　跨撒哈拉商路上的文明交流，除了上述的交通工具革命之外，還包括阿拉伯人、柏柏爾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人之間進行的物質交換和思想文化的交流。

　　首先從物質交換來看，經由跨撒哈拉商路，西非輸出黃金、紡織品、紅椒、象牙、烏木、皮張、鴕鳥羽毛、可樂果及其他農產品，還有奴隸；西非輸入的商品有鹽、武器、銅、貝殼、織品、珠子和其他飾品，還有少量奢侈品。在這些商品中，中世紀占主導地位的是黃金和鹽。黃金產地是班布克（今塞內加爾和馬里接壤處）、布雷（今加納）和洛比（今布基納法索西南部）礦區，主要鹽場是伊吉勒、塔加扎、陶德尼和比爾馬等。奴隸貿易也是很常見的，如摩爾人用10至18個黑人奴隸可換取一匹馬。

　　其次，在跨撒哈拉商路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遇、交流與融合。早期是迦太基人和羅馬人先后來到北非，他們沒有穿越撒哈拉到達薩赫勒地區，但他們的統治曾迫使當地的一部分柏柏爾人部落南遷并與居住在撒哈拉沙漠的當地人混居。阿拉伯人征服北非之后，雖然沒有強迫當地人改宗，但制定的政治經濟政策導致絕大多數柏柏爾人皈依了伊斯蘭教并接受阿拉伯語言和文化。這些阿拉伯-伊斯蘭化的柏柏爾人在向南開辟商路的同時傳播了伊斯蘭教，尤其是伊巴德派穆斯林（又稱伊巴德人）。在薩赫勒地區，最早與伊巴德人進行貿易往來的索寧克商人——萬家拉人也皈依了伊斯蘭教。伊巴德人和萬家拉人對跨撒哈拉商路的伊斯蘭化起到了傳播的作用。

　　再次，跨撒哈拉商路上的城市和國家是文明交流的成果。圖阿雷格人創建了廷巴克圖和阿加德茲兩座古城，索寧克人創建了瓦拉塔古城，桑海人創建了加奧和杰內古城等。這些城鎮以水源為中心，通常是由商隊臨時設立的集市或商棧發展為相對固定的聚居地，進而成為跨撒哈拉商路上的重要節點。為了有效控制跨撒哈拉貿易的資源和利潤，國家政權應運而生，如加納、馬里、桑海和卡奈姆-博爾努等。這些國家因共同的信仰而彼此建立了聯系，如馬里帝國與摩洛哥的馬林王朝（1213-1554年）互派使節等。

　　最后，在跨撒哈拉商路上的城鎮或清真寺還留下許多阿拉伯文和阿賈米文手稿，內容以《古蘭經》抄本為主，但也包括其他如天文、數學、醫學（藥方）、法律、詩歌、日常生活等記錄。僅廷巴克圖一城就多達20余萬卷，由國立的艾哈邁德·巴巴高等教育與伊斯蘭研究院和近二十家私人手稿圖書館收藏。這些手稿反映了北非和安達盧西亞與西非地區的學術交流，從而見證了跨撒哈拉商路也是重要的文化和知識交流之路。

　　跨撒哈拉商路的歷史作用和啟示

　　跨撒哈拉商路不僅是連結沙漠南北的紐帶，而且是多元文化的匯聚地，在歷史上起到了經濟交流、文化傳播、推動城市和國家興起的作用。

　　在經濟上，跨撒哈拉商路是游牧民（牧業）-農耕民（農業）-城市居民（商業）互通有無的結果。在伊斯蘭世界，“貿易被看成是為他人服務的，且不乏宗教價值，所以是值得稱贊的一種追求”。隨著貿易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越來越多的男人去從事遠程貿易，而女子留在了農田，成為農業的主要勞動力和農村集市的主力，這也是今天撒哈拉以南非洲一個重要的經濟特征。

　　在文化上，穆斯林把貿易與朝覲結合在一起，使跨撒哈拉商路成為傳播伊斯蘭文化的通道。隨著蘇丹地區轉變成伊斯蘭地區，非洲傳統的社會結構發生了一些變化：一是出現了馬拉布特階層，即專門講授《古蘭經》及傳播伊斯蘭教的人；二是父系繼承制逐步取代了原來的母系繼承制。

　　在城市和國家興起中，跨撒哈拉商路是產生沿線城鎮的必要前提，也是連接這些城鎮的重要渠道。城鎮是文明交流的產物，也是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

　　由于沙漠化的加劇、政權衰落和近代世界商業網的變遷，中世紀一度繁榮的跨撒哈拉商路如今已淪為“非法”移民和走私貨物的通道，而且是滋生極端宗教勢力的溫床。

　　回望跨撒哈拉商路的歷史發展，帶給我們一些當代的啟示和思考：其一，只有當商路兩端的政治王國同步強大時，才能保障跨撒哈拉商路的安全與發展。其二，跨撒哈拉商路發展需要不斷開發人力資源（包括商人、朝覲者、向導等）和物力資源（如黃金、鹽和熱帶物產等），人們應針對這種新的要求積極作出調整和回應。其三，跨撒哈拉商路上多元文化（柏柏爾人、阿拉伯人、歐洲人等）交流互鑒的成果，即從集市發展到城鎮、從無文字到有文字、從族群部落發展到規模較大且制度完善的國家等，也是文明發展進步的表現。

　　（作者：潘華瓊，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